君先原创｜划重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新司法解释

2015年最高法发布的《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1号）（该解释于2021年进行修正，目前已失效）（以下简称《2015解释》）曾发挥重要指导作用，但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与犯罪形势变化，该罪法律适用面临新问题：

犯罪手段翻新且呈团伙化、产业化特征；上游犯罪从以盗窃罪为主转为以电信网络诈骗为主；涉银行卡帮助行为在该罪与帮信罪的区分认定上存在分歧等。

为明确裁判规则、统一法律适用，两高经调研联合制定《2025解释》。

《2015解释》曾对“其他方法”作过举例说明，如协助将资金转换为有价证券、汇往境外等应认定为“其他方法”。

《2025解释》第一条第二款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中的“其他方法”结合司法实践中经常出现、认定时又存在争议的掩隐手段作出了扩张性解释，明确其“包括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并具体列举了居间介绍买卖，收受，持有，使用，加工，提供资金账户，将财产转换为现金、金融票据、有价证券，通过转账或者其他支付结算方式转移资金，跨境转移资产等行为。”

这一修改主要针对两类实践难题：

《2025解释》明确列举的行为类型为基层司法机关提供了指引，例如将居间介绍买卖直接纳入规制，解决了中间人是否构成共犯的争议。

“明知是犯罪所得”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核心主观要件。《2025解释》第二条针对实践中存在的推定明知泛化问题，作出了主要调整：

在《2015解释》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入罪标准主要体现为列举特定情形，即应定罪，该法第一条设置三千元到一万元以上的明确数额标准。这种标准在实践中逐渐显现出局限性。

一方面，当某些行为虽未达数额标准但已对司法追赃造成严重阻碍时，难以通过刑事评价予以规制；另一方面，部分偶发或轻微行为因恰好达到数额标准而被追究刑责，容易引发处罚失衡的争议。

基于此，《2015解释》于2021年通过修改，变更为了综合考虑数额和情节的入罪标准，而《2025解释》便吸收和保留了上述规定，综合考虑数额、上下游之间的联系、社会危害性、危害后果等情形。

对数额较小但与上游犯罪关系紧密、性质恶劣、犯罪所得财物的性质特殊、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行为的危害性突出等情节，依法应当认定为犯罪的；对数额较大但关联松散、情节轻微、危害较小的掩饰隐瞒行为，可以不起诉或免予刑罚，体现宽严相济，避免一刀切处理。该种入罪的综合判断标准亦是要求司法机关在处理案件时需要保持刑法谦抑性，既要通过刑事追诉体现对犯罪的否定，落实从严规制犯罪的要求，对危害性较小的人也要予其悔过机会，契合从宽的导向。

为《2015解释》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情节严重”的数额认定采用单一标准，明确赃物价值累计达十万元以上即符合该情形，同时搭配多次实施、涉及特定款物等辅助条件。

这种认定模式在早期如盗窃等传统财产犯罪的下游案件中，因上下游犯罪数额标准差距较小，尚能实现量刑平衡；但随着上游犯罪类型不断拓展，其局限性逐渐凸显，部分如非法采矿罪等上游犯罪本身的入罪及“情节严重”数额标准远高于十万元，若下游掩隐行为仍以十万元作为“情节严重”门槛，极易出现“下游处罚重于上游”的量刑倒挂现象，违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而《2025解释》为进一步改善该实践问题，对“情节严重”的认定首次采用“上游犯罪类型化”思路，实现罪责刑相适应：根据上游犯罪定罪量刑标准差异，设置两类情节严重数额门槛。对于非法采矿罪等定罪标准较高的犯罪，掩饰、隐瞒所得达500万元以上；对于诈骗、盗窃等普通犯罪，达50万元以上。如笔者在办的一起《2025解释》出台之前的掩隐罪案件，王某因欲办理网上贷款，而被上游犯罪分子以需要包装流水为由协助转移被诈骗资金共计35万元，现依照《2025解释》不再定“情节严重”。这一调整既解决上下游量刑倒挂问题，也避免仅以数额衡量社会危害性，为嫌疑人通过悔罪争取从宽预留空间。

《2025解释》第四条新增“积极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从宽情形，立法意义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社会危害性与上游犯罪财产损失直接相关，通过刑罚激励引导行为人协助追赃、修复法益，契合惩罚与预防相结合目的。同时，该条款填补了配合追查但不构成立功的空白，即便未达《刑法》第六十八条实质性贡献标准，只要对追查起较大作用，即可从轻。